这份“限塑令”明确规定：从2008年6月1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厚度小于0.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；所有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。“限塑令”的目的在于通过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，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，减少和限制塑料袋的使用，遏制“白色污染”。
然而，9年过去了，“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。据相关数据显示，一些超市每年仅出售塑料袋就能赚上千万元，还有些商家通过“互联网+”推广塑料袋，付款时扫码关注，就能免费得“袋”。
“限塑令”落空的背后，是白色污染卷土重来。有报告指出，目前全球只有14%的塑料包装得到回收，而最终被有效回收的只有10%。很多超薄塑料袋既没有质量安全标识，也没有可降解标识，若被随意丢弃或不经处理进行填埋，可能200年也无法降解，长期残留在土壤中，会对土质和水体造成极大危害。
数据统计更是触目惊心：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国内包装塑料近400万吨(包括自我配套用的在内)，其中难以回收利用的一次性包装材料以30%计，则每年产生的塑料包装废弃物约120万吨;塑料地膜产量40多万吨，其废弃物由于混入了大量沙土，较难回收利用，通常农民把它们捞到地头烧掉，回收量甚微；一次性塑料日用杂品及医疗卫生用品约40多万吨，综合上述各项，塑料垃圾年产量达200多万吨。
到 2000年，由于废弃塑料造成的污染约为 5 00 万吨。而今后 10年累计污染量将达 35 00万～ 4000万吨。近年，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每年高达2000亿元，其中生态破坏1000亿元。
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环境污染，塑料袋还会产生看不见的“精神污染”——如果家里的大人购物时总是买塑料袋，孩子们又如何养成自觉使用环保袋的习惯？如果身边的污染我们都视而不见，将来又如何治理更困难、更棘手的环境问题？
首先，其“替代品”吸引力不足。与塑料袋相比，无纺布等材质的环保袋无论是在价格方面，还是在携带方面，都不占优势，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环保袋的使用和推广。而塑料袋装完商品还可以装垃圾，哪怕要为此支付点小钱，在消费者看来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成本。
其次，监管不力，让“限塑令”空有其名。塑料袋的生产企业众多，销售渠道和使用场所更是五花八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监管部门鞭长莫及，惩罚力度越来越小，检查次数越来越少，最终默许了商家对塑料袋的肆意使用。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，也变相地助长了一些不合格塑料袋厂商和销售商的气焰，尤其是一些违规生产超薄塑料袋的黑作坊，导致“限塑令”沦为一纸空文。
最后，政策本身也有局限性。按规定，在所有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袋。但餐厅“打包”剩菜、在线或线下购物，是否也应听“令”行事？就拿快递过度包装问题来说，快递行业一年需要120亿个塑料袋、247亿米的封箱胶带，但回收率不足10%。缺乏明文规定的灰色空间，给了塑料袋继续泛滥的机会。
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算算眼前的生活账，塑料袋为舒适便利加分；如果算笔长远的环保账，滥用塑料袋则为健康家园减分。与其等到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，不如现在就脚踏实地出硬招，减用、限用塑料袋。
当前破解“限塑令”落实难的尴尬局面，需要多管齐下。一方面，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管，从源头上“堵”住塑料袋，环保、质监、工商等部门要联合执法，对塑料袋的生产、经销以及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管，堵住不合格塑料袋的流通渠道。另一方面，要积极利用新材料技术，生产平价又便于携带的环保袋，满足消费者需求。在当前塑料袋“替代品”不足的情况下，要完善塑料袋集中回收制度，提高回收率是减少污染的最好方式。如果通过政府补贴，在超市等地对使用环保袋的消费者给予一定奖励，也许能鼓励更多人养成随身携“袋”的好习惯。
最后，无论哪种政策，都离不开公众意识的转变。当然，再好的举措，如果没有公众的积极配合，也难以奏效。“限塑令”的本意不是添麻烦，而是可持续。这是个长期过程，无法一蹴而就，需要每个人的坚持。希望未来，“限塑”能从政令变为习惯。
政府应立法推广生物分解垃圾塑料袋。生产的生物分解塑料垃圾袋须符合国家标准规定，在商业销售、服务场所、居民住宅区等可以有偿或免费提供分解垃圾塑料袋，政府有关部门应按照产业政策审批、核准和备案生物分解高分子材料、改性料及其垃圾袋与购物袋制品的生产企业，并给予一定财政补贴，给予税收减免、出口退税等扶持政策，并对传统聚烯烃塑料袋加重税收。
改“限塑令”为“禁塑令”，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、塑料餐具，而代之以可降解塑料制品。给予环保塑料袋生产企业一定补贴，把环保袋子的价格降下来，让“禁塑令”可以顺利成行。
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履行职责，清理整顿食品用塑料袋的生产和销售市场，追踪劣质产品货物来源。规定食品用塑料袋必须印制相关测检合格标识。研究制定相关条例，强制规定如小吃街、大排档、早点店摊、熟食店、甜品店等食品从业实体，必须使用印有相关合格标识的塑料袋，倡导少用或不用。